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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开放推动中国改革】---东周列国
十八大之后，中国将如何发展？在“十二五”后半期会有何种变化？虽然中国面临多种多样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改革是中国面临的重大任务和挑战之一。
日前有国内官方媒体载文为改革吹风，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自觉解放思想，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国家的未来将继续依靠改革开放，停滞或回头都将是死路一条”。文章还表示，“努力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有机衔接、协调推进，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这一表态至少表明，改革已成为官方舆论所认同的共识。
如果进一步推动改革，中国应该从哪里入手？我们注意到，国内不少学者和官方人士都提出，未来的改革应该强调两点：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这是相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而言，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应该通过自上而下的设计，攻克关键改革难题；二是政治体制改革，这种看法认为，国内政治改革滞后拖了经济改革的后腿。
在我们看来，上述看法在理论和逻辑上似乎说得通，但在实践中将遭遇巨大阻力，最后很可能难以实施。因为中国的改革并不缺理论，但理论解决不了实践中巨大的利益重组和分配问题，现有的强势利益集团必然会顽强保护其既得利益。如果今后的改革强调从顶层设计和大张旗鼓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着手，其持续性将很成问题。
如果这种改革路径走不通，应该如何改才具有可行性呢？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应该选择信息开放作为突破口。在信息时代，信息的公开披露、传播、共享已成为时代特点，尤其是公共领域的信息，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就更应该对全社会开放，由全社会共享。但遗憾的是，虽然中国已于2005年出台了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但在具体执行中还很艰难。
在贺军看来，如果中国政府一旦确立了信息开放的公共原则，则有可能开启一个时代，它将通过看似技术性质的信息和数据开放，打开一扇通往体制改革的大门。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埃斯蒂在2007年4月时，曾分析过信息开放对美国政府改革的重要性：
“尽管信息时代的技术进步已经彻底改变了商业领域和体育运动领域的决策过程，但联邦政府对这些技术的应用还仅仅处在一个开始的阶段。要实施‘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法’（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我们不仅要使用新的技术、还要改变目前的决策过程。然而，一旦打破这些障碍，我们将从中获益：政府将更有效率、更加开放、更加负责，引导政府前进的将是‘基于实证的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利益集团在决策过程中施加的影响。”
虽然埃斯蒂所谈的是美国政府，但信息开放的作用原理对于中国来说同样起作用。由于中国的信息开放环境比美国有很大差距，因此中国的信息开放所带来的“开放红利”效果应该更大。实际上，目前在中国可以清楚看到，信息开放给政府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比如，微博的出现和普及，在反***和监督政府行政方面已经开始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如果中国一旦开始信息开放的进程，它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将是不可逆的，即信息开放的闸门打开之后，将无法像过去一样关闭起来，信息开放和有质量的开放信息，将成为对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的基本要求。
信息开放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能带来政府持续改革的推动力或压力。中国社会公众将会通过对开放信息的分析和利用（包括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对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决策、工作效率、服务、反***等多个领域，形成持续的监控。它不需要首先搞出顶级设计，或者优先推动触及利益根本的政治改革，但通过信息开放，它会在中国社会形成对政府的约束、对服务和进一步改革的要求。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未来的艰难改革，可以通过信息开放来打开突破口，这也是中国在信息化的社会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不多的重要路径之一。
十八大之后，中国将如何发展？在“十二五”后半期会有何种变化？虽然中国面临多种多样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改革是中国面临的重大任务和挑战之一。
日前有国内官方媒体载文为改革吹风，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自觉解放思想，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国家的未来将继续依靠改革开放，停滞或回头都将是死路一条”。文章还表示，“努力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有机衔接、协调推进，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这一表态至少表明，改革已成为官方舆论所认同的共识。
如果进一步推动改革，中国应该从哪里入手？我们注意到，国内不少学者和官方人士都提出，未来的改革应该强调两点：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这是相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而言，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应该通过自上而下的设计，攻克关键改革难题；二是政治体制改革，这种看法认为，国内政治改革滞后拖了经济改革的后腿。
在我们看来，上述看法在理论和逻辑上似乎说得通，但在实践中将遭遇巨大阻力，最后很可能难以实施。因为中国的改革并不缺理论，但理论解决不了实践中巨大的利益重组和分配问题，现有的强势利益集团必然会顽强保护其既得利益。如果今后的改革强调从顶层设计和大张旗鼓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着手，其持续性将很成问题。
如果这种改革路径走不通，应该如何改才具有可行性呢？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应该选择信息开放作为突破口。在信息时代，信息的公开披露、传播、共享已成为时代特点，尤其是公共领域的信息，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就更应该对全社会开放，由全社会共享。但遗憾的是，虽然中国已于2005年出台了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但在具体执行中还很艰难。
在贺军看来，如果中国政府一旦确立了信息开放的公共原则，则有可能开启一个时代，它将通过看似技术性质的信息和数据开放，打开一扇通往体制改革的大门。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埃斯蒂在2007年4月时，曾分析过信息开放对美国政府改革的重要性：
“尽管信息时代的技术进步已经彻底改变了商业领域和体育运动领域的决策过程，但联邦政府对这些技术的应用还仅仅处在一个开始的阶段。要实施‘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法’（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我们不仅要使用新的技术、还要改变目前的决策过程。然而，一旦打破这些障碍，我们将从中获益：政府将更有效率、更加开放、更加负责，引导政府前进的将是‘基于实证的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利益集团在决策过程中施加的影响。”
虽然埃斯蒂所谈的是美国政府，但信息开放的作用原理对于中国来说同样起作用。由于中国的信息开放环境比美国有很大差距，因此中国的信息开放所带来的“开放红利”效果应该更大。实际上，目前在中国可以清楚看到，信息开放给政府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比如，微博的出现和普及，在反***和监督政府行政方面已经开始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如果中国一旦开始信息开放的进程，它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将是不可逆的，即信息开放的闸门打开之后，将无法像过去一样关闭起来，信息开放和有质量的开放信息，将成为对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的基本要求。
信息开放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能带来政府持续改革的推动力或压力。中国社会公众将会通过对开放信息的分析和利用（包括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对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决策、工作效率、服务、反***等多个领域，形成持续的监控。它不需要首先搞出顶级设计，或者优先推动触及利益根本的政治改革，但通过信息开放，它会在中国社会形成对政府的约束、对服务和进一步改革的要求。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未来的艰难改革，可以通过信息开放来打开突破口，这也是中国在信息化的社会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不多的重要路径之一。